短短几个月时间小城就死了六个人，而且是同一人下手，且手段极为残忍，这次连环杀人案终于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安排了市局一位有多年经验的老刑侦来调查。

据D主任回忆，这位老刑侦年过五旬，在当时很有名气，她在参加工作之后多次听说其大名和事迹，不过时间过去太久，已经忘记他的全名了，只记得他姓龚，下文就称他为龚老吧。

龚老带着警员小马来到小城，了解清楚案情之后，花费了一整天的时间进行走访调查，果然现了老夫妻俩和老古之间有可能存在的恩怨关系！

于是他马上做了一个决定：立即想办法通知老夫妻俩的儿子志军（化名），让他以最快速度赶回小城协助调查。

朋友们或许会问了，父母被杀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知志军？因为他在离家数百公里之外某个偏远农村“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是那个年代的特色产物，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

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当时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有一部分青年是“满腔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迫迁往农村的。

志军就是被强迫离家迁往偏远农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山下乡”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与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偏远农村生活很艰苦，不仅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新闻报道中那样的融洽。

有的知青开始怀疑上山下乡的正确性，觉得自己充当了一种错误决策的试验品和牺牲品，纷纷提出“落实政策”的要求（意思就是返城）。

但“上山下乡”的政策才执行一两年，如果此时同意知情返城不是违背了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吗？领导们当然不会同意。

于是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大规模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示威、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

（最著名的抗争生在西双版纳，不过那已经是70年代后期的事情了，我所讲述的这个案件已经水落石出。

抗争持续了整整十余年，朋友们可想而知当时知青们的怨念有多深，这些城市青年经过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后，意识到自己被人所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曾经坚信不疑的理想，我国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虽然“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的决策下达的时间是1978年，但考虑到各地民怨沸腾，实际上“上山下乡”运动实施不久之后就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不过这种“指标”极为稀少，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不可能落到你的头上。

而这个指标，也是老夫妻俩和老古产生矛盾的原因。

志军“上山下乡”之后不久，给父母写了无数封信，求他们弄到一个指标，因为他想离开那个“噩梦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