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猜测没错，龚老带他来此的目的就是想从大厨老周那里探听一些消息。

作为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甚至老周被流弹击中膝盖就是龚老将他背下战场的，毫不夸张地说龚老就是老周的救命恩人，有如此的关系，老周自然没有任何隐瞒，将他所知道的情况合盘道出。

老周将手中的旱烟袋长吸了一口，揉了揉曾经在战场上被打穿的膝盖骨，叹息道：“别看你们公安局的天天东奔西跑这里救火那里抓人忙个不停，其实我们真的很羡慕，至少你们内部很团结，而我们JY局这几年可不平静，因为出了一个横行霸道的“阎王”……”

六七十年代国家很重视教育，中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待遇非常好，由国家支付伙食费，标准每月15元，另有生活补助3-4元，相当于将近二十元一个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壮年劳动力每天早出晚归，即使是在那些经济效益比较高的生产大队一个月也才能赚到二十元左右，像志军所在的偏远小山村，一个壮劳力想赚到二十元几乎需要半年！

在任何年代有权有钱就有地位，建国初期也是如此，因此JY部门的社会地位较高，和公安部门一样是当时令人羡慕的单位。

文革时期的基本理论是先“破”后“立”。

“破坏”是当时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政策，反映在教育领域则是打破正常的教学秩序，中学实行“停课闹革命”，大学实行“停止招生”。

总体上说这个阶段给教育事业带来较大的损失，但JY部门的权力却一点都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因为当时闹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们都处于学龄时期。

各个学校纷纷成立“文革小组”闹革命之后，领导们肩膀上的压力一下子大了起来，那些小学生初中生年纪小还好对付，但那些高中生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忽悠”的。

一旦有些事情处理不好导致什么严重后果的话，不仅乌纱帽保不住，甚至有可能被送上批斗台，所以当强制知青上山下乡的指示下达之后，领导们暗自心喜，因为终于可以将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那些学生刺头们送到农村去了。

少了这个年龄段的人（初中毕业和高中生），再管理起来就不费吹灰之力。

据老周回忆，负责人员分配的这个人是JY局的二把手，姓阎名政（化名）。

阎政今年四十出头，是某个军区长的警卫员，建国后退伍，被长直接安排到了市JY部门，不过长为人极正派，没有对阎政特殊对待，一开始他只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老周记得阎政一开始到局里并不安分，其行为完全不像一个普通工作人员，遇到难事就躲，遇到好处就抢，甚至敢在大会上和上了年纪的领导拍桌子，领导碍于其背景敢怒不敢言。

直到后来有人将阎政跋扈的事实告诉了长，长特意来JY局将其臭骂了一顿，骂得他跪地忏悔。

自那以后阎政才消停下来，这十几年里阎政始终安分守己，所有人都认为他已经幡然悔悟了，却不想文革的到来给了他翻身的机会，也让他压抑许久的本性重新暴露出来。

阎政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据他自己说军区几乎所有宣传文案、标语等都出自他之手。

文革开始之后，大字报成为最重要的宣传方式，阎政凭借一手好字和良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迅速走红，再加上他有“长警卫员”这个雄厚的背景，短短几年时间连升三级，成为JY局的二把手。

阎政以区区四十岁的年纪一步登天成为二把手，狂喜之余行事不再谨慎，而且几年前长去世，更是连唯一制约他的人都不存在了。

自那以后阎政凭借强硬的手段和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将局里大权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上，一把手直接被架空，每天只是泡着一杯茶坐在办公室等着食堂开餐，吃完就拍拍屁股回家休息。